这组横跨晚清至民国的老照片，从军工革新、文脉童年、市井雅趣，拍到军队腐朽、乱世匪患与民间生计，拼接出近代中国最鲜活的百态图景。
这张照片，由英国摄影师约翰·汤姆逊于1872年在南京金陵机器制造局拍摄，左侧单膝跪地的男子正是摄影师约翰·汤姆逊本人，他正亲自操作这台新式武器。右侧两位身着传统长衫、头戴瓜皮帽的男子，是金陵机器制造局的中国官员或技术人员。
这台看似加特林机枪的武器，实际上是蒙蒂尼机枪，一种由比利时人发明的37管速射武器。它通过手摇驱动，可在短时间内倾泻大量火力，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“机关枪”之一。金陵机器制造局的厂房外墙，地面上整齐码放着大量弹药筒，显示出这是一个专业的军工生产和测试场地
1896年春，湖南长沙巡抚署后花园，国学大师陈寅恪平生留下的第一张照片。
照片中，右一的孩童正是年仅6岁的陈寅恪，他正伸手握住前面的小树，其余四位孩童是他的兄弟姐妹，从左至右依次为：陈康晦、陈隆恪、陈新午、陈方恪。
1896年，正值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年代。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时任湖南巡抚，他与父亲陈三立在湖南大力推行新政，创办时务学堂、南学会等，使湖南成为全国维新运动的中心。
清末民初，扬州大明寺西园，中外人士在“天下第五泉”旁的合影瞬间。
照片中清晰可见石碑上的“第五”二字，这正是扬州大明寺内著名的“天下第五泉”。它的得名源于唐代品泉家刘伯刍的品评，在《煎茶水记》中，扬州大明寺水被列为天下宜茶之水的第五位。
石碑后方的双层飞檐亭阁，是为保护泉水而建的“第五泉亭”（也叫美泉亭），始建于北宋欧阳修任扬州知州时，后历经重建。
如今大明寺山墙上“天下第五泉”的石刻，出自清代书法家王澍之手。据《扬州画舫录》记载，王澍因身患痔疮无法重新书写，便将无锡惠山“天下第二泉”的拓片上的“二”字凿改为“五”，再刊石于此，成为一段文坛趣话。
清末，一名清军士兵留着标志性的长辫，身着一件宽大且不合身的号褂，背后的圆形“兵”字依稀可见。 他的衣着破旧、沾满污渍，身形佝偻，神态萎靡，与路边的乞丐几乎无异，完全没有军人应有的精气神。
他站在一处破败的土墙前，旁边是一个简陋的小摊，这很可能是一处城门口或营盘外的场景。整个环境荒凉、破败，与士兵的形象相得益彰，共同构成了一幅王朝末日的景象。
到了清末，八旗和绿营早已丧失了战斗力，士兵多为老弱病残，他们的军饷被层层克扣，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以保障，更谈不上训练和装备。很多士兵为了糊口，不得不兼职做小买卖，就像照片中这样，在军营外摆摊，军队成了他们混日子的地方。
这张照片拍摄于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三月初八日，地点在今辽宁锦州，记录了辽西巨匪周恩波被枭首前的最后时刻，他身着厚实的棉衣，双臂被麻绳反绑于身后，脚踝套着沉重的木质脚镣，站在一块木板上。尽管即将被处决，他的神情却异常平静，甚至带着一丝桀骜。周恩波是清末活跃在锦西（今葫芦岛）虹螺山一带的匪首，麾下有匪众千余人，人称“山大王”。
清末的东北，由于清廷统治力衰弱，匪患成灾，各路“胡子”啸聚山林。官府为了维持统治，常采用“招安”的策略，将匪首收编为地方军官，张作霖就是最著名的例子。周恩波也曾接受招安，但因无法忍受约束而再次反叛，最终落得被枭首的下场。
1906年，新军将领卢永祥曾率部围剿虹螺山，周恩波率众逃脱。1907年，他在锦州城西被设卡的新军抓获，经审讯后被判处极刑。
民国时期，南方山区一户普通农家，房屋是典型的干栏式草棚，以竹木为架，茅草覆顶，墙壁用竹篾编织而成，通风透气但简陋不堪，是南方山区常见的民居形式。
照片中坐在门口的老农，穿着厚实的棉衣，神态安详网络配资平台，最显眼的就是两头大肥猪，在当时的小农经济社会，猪是农家最重要的“活资产”和“移动储蓄罐”。那时的猪主要靠剩饭、泔水、猪草和野菜喂养，生长周期长，一头猪从仔猪养到出栏，往往需要一年甚至更久。这两头肥猪不仅是家庭一年辛勤劳作的成果，更是应对婚丧嫁娶、灾荒年景的重要经济保障，是衡量一户农家殷实程度的重要标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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